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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税改革在唐朝延续中的地位
日期:2017-07-06    来源:税收科学研究所
 

赋税改革在唐朝延续中的地位

                                /王雪绒

唐朝从681年建都长安到755年“安史之乱”经历了174年,后辈印象中唐朝似乎从此气数已尽,但直至907年朱全忠建立后梁,唐朝在纷乱中延续的时间长达155年。在一个多世纪的历程中,赋税改革及其辐射的政治、经济、宗教关系调整成为唐朝延续的重要支撑。

“大历改革”释放平等纳税信号

唐代宗李豫除却任命刘晏改革漕运、改革盐法保障中央财赋军需外,改革户税政策和税商政策预示着唐朝实施了100多年的租庸调已无法承担更多的历史使命。

唐朝的户税征收起始于唐高祖李渊623年,按照资产和贫富差距分为三等,但其征收面积并不大,主要用于官员的官俸。随着平叛之后中央财赋的下降、官员人数的增多,对资产征税开始变得重要。769年,李豫敕令有司:“定天下百姓及王公已下每年税钱,分为九等:上上户四千文,上中户三千五百文,上下户三千文;中上户二千五百文,中中户二千文,中下户一千五百文;下上户一千文,下中户七百文,下下户五百文……”

此次户税制度改革亦称“大历改革”,对唐朝原来的户税赋予了新的内涵。一方面是以法律形式规定了范围宽广的纳税者群体。 “王公已下”各级品官、地主、工商业者、勋荫、寄住户、所有的浮客及所有将士等一切拥有财产的人都要承担纳税义务,没有任何特权和赦免规定,这种平等纳税要求在唐朝历史上尚属首次。

同时,“大历改革”提高了户税的税率。李隆基时期中等户的八、九等应纳税额分别是452文和222文,而“大历改革”规定中等户八、九等的应纳税额分别为700文和500文,增长了54.9%125.2%

改革还规定商人比照户等提高两等纳税。这一方面说明大历时期工商业的发展已日新月异,同时宣告唐朝100多年工商无税的历史就此结束。此次改革对于以“人口”和“家庭”为纳税对象的征收方式是一种重大的冲击。“大力改革”后户赋税入不断增加:到780年,全国税户308.5万,籍兵76.8万人,税钱1089.8万余缗,税谷215.7万斛,成为唐朝政府一笔不少的收入。

杨炎“两税法”调整了中央与地方赋税分配关系

藩镇割据的直接结果是地方做强做大,“赋不上贡”成为常态,中央与地方赋税利益分割成为朝廷能否延续的大事。同时,“凡富人多丁,率为官为僧,以色役免。贫人无所入则丁存,故课免于上,而赋征于下。”社会矛盾导致的税负不均使赋税改革成为必要。

从经济领域看,实施了100多年的均田制完全失败,唐朝的高层垄断了朝廷几乎可以均田的所有肥沃土地,豪门贵族、朝廷官员甚至寺院僧尼均可以“驱策田产,积聚货物,耕织为生,估贩成业。”户籍制度完全失效,以丁身为依据征收的租庸调失去了合理性:“自开元以后,天下户籍久不更造,丁口转徙,田亩买卖,贫富升降不实,而户部均以空文上之……兵兴,财用益屈,而租庸调弊坏。”

此种情况下,唐德宗李适任用杨炎实施“两税法”。内容表现在五个方面:其一是确定了“量出以制入”的原则。由国家先确定财政支出规模,根据支出规模确定财政收入规模,这与长期的“量入为出” 原则相比属于财政赋税历史上的第一次。其二是规定了征税的主体,“户无主客,以见居为薄”, 体现了赋税的普及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了偷漏行为的发生。其三是规定了征税的标准:“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分丁男还是中男,一律按照拥有土地和财产多少纳税,财产多的纳税多,财产少的纳税少。其四是规定了纳税期限。分为夏税和秋税两期缴纳。夏税缴纳时间不得超过6月份,秋税缴纳时限不得超过11月份。其五是纳税的物品。规定按照户等缴纳钱,按照田亩缴纳粟米。

“两税法”实现了“以人丁为本”向“资产为宗”的转变,开辟了以资产课税为依据的历史先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赋税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对于唐朝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对中国赋税制度的影响也同样不可小视。它简化了税制。把地税、户税、租庸调和一切杂税全部合并在一起按期缴纳,改变了唐朝“旬输月送无休息”的状况。扩大了纳税面。使享有免税、免役特权的贵族、官僚和豪强地主以及在他们羽翼下荫护不为朝廷纳税的客户、不定居的商人全部成了纳税者。均平了赋税负担。按照各户的贫富程度作为计税依据和征税标准,富裕的人多纳税,贫穷的人少纳税。促进了商品经济发展。虽然在制度上规定可以缴纳实物税,但在征收时允许将粟米、绢帛等实物税统一用钱计算和缴纳,增强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意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商品货币的发展,弥补了中国历次赋税改革中最薄弱的环节。

与此同时,“两税法”改革还在中央和地方赋税收入上做了管理规定。一方面规定了以州为单位的两税征收定额数量。各州的两税征收总额是“据旧征税数”。不仅包括租庸调、户税、地税,还包括“安史之乱”中各州加征并记录在“薄书”当中的杂税。另一方面对划给地方财政的两税收入实行定额管理: “一曰上供,二曰留使,三曰留州,皆量入以为出,定额以给资。”其中,上供部分是各地上缴中央的赋税,为中央财政所有;留使部分是地方交解诸道节度使的军费,保障节度使的财政支出;留州部分是各州留在本州的财政收入,以供地方政府支出。

在这种财政体制下,中央财政收入占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地方收入占总收入的三分之二,既是中央对地方的让步,也是对地方的限制,最重要的是达到了保障中央财赋收入,缓和中央与地方分配关系的目的,使中央和地方的财赋分配关系走向规范。从这个意义上讲,“两税法”对于巩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藩镇的财权势力,缓和当时的社会矛盾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意义。

唐朝后期的赋税改革对朝廷延续产生一定作用

 “永贞革新”把准了唐朝肌瘤的脉搏。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繁重苛征成为唐朝社会后期的三大肌瘤,威胁着整个社会。唐顺宗李诵虽口不能言但任用东宫旧臣王伾、王叔文、刘禹锡、柳宗元、陆贽等,开始“永贞革新”。革新派遏制了宦官势力。禁罢扰民的宫市和五坊小儿。裁减宫中闲杂人员,并计划从宦官手中夺取兵果。并免除苛征,取消进奉,打消了官员经常假借进奉之由,随意向百姓搜刮财赋的念头。严惩了贪官。罢免了“比年旱歉,先圣忧人,特诏逋租,悉皆蠲免。而实敢肆诬罔,复令征剥,颇紊朝廷之法,实惟聚敛之臣”的京兆尹李实。“永贞革新”虽然只持续了146天,但以李诵为首的统治者却能深刻认识唐朝存在的疾患,并且以果敢的行为去拯救王朝实属不易。

“元和中兴”改良 “两税法”。唐宪宗李纯除却武力削藩名震唐史外,采纳宰相裴垍的建议,对“两税法”中上供、送使、留州等三部分税款中的地方税部分进行改革也难能可贵。规定限制留州、留使钱中征收现钱的数量,要求只能按照州县官俸的一半征收现钱,其余的税额一律折纳布帛。对计税方法也进行改良,规定全国所有留州、送使物品“一切令依省估”,以减轻老百姓的赋税负担。李纯还采纳国子学博士李翱的建议,以改善百姓“贱卖粟帛,易钱入官”所导致的“钱重物轻”局面,实行“不问远近,一切令不督见钱”,全部赋税缴纳实物,并“绝进献,以宽百姓税租之重”。他还任用李巽整顿盐法。收回食盐的国家管理权,使“盐利皆归度支”:“巽掌使一年,征课所入,类晏之多岁,明年过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万贯。”

第三,“会昌中兴”对赋税支出加以遏制。唐武宗李炎除了削弱寺院经济,解决寺院与国家争夺赋税问题外,还遏制官吏腐败,减少赋税支出。他禁止官员借机操作婚丧嫁娶,认为“逾越既甚,靡费滋多,臣忝职宪司,理当禁止”,禁止文武百姓及庶人借丧葬事件变相收受贿赂。禁止官吏经营质库业,“古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人争业,然后利可均布,人可家足。如闻朝列衣冠,代承华胄,或在清途,私置质库,与人争利。今日以后并禁断。仍委御史台察访闻奏。”同时,给养廉银杜绝贪污:“令户部以实物仍及时支遣,诸道并委观察判官专判此案,随月加给官人,不得别将破用,如有违越,观察判官远贬。”,减轻了百姓的赋税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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