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此页 | 字体: | 保护视力色:
唐朝赋税与社会兴衰的思索
日期:2018-02-08    来源:税收科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科研所处理岗
 

唐朝赋税与社会兴衰的思索

                /王雪绒

唐朝赋税制度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具有较强的典型性,其赋税制度在289年的沧桑巨变中是任何朝代不能复制,也无法复制的,其制度变迁与唐朝社会的兴衰存亡休戚相关,“盛唐”与“衰唐”给历史留下了太多的思考空间。

唐朝赋税在中国封建史的典型表现

唐朝是推翻隋炀帝赋税暴政之后建立起来的。唐朝的建立者们亲历了隋末农民战争,感知到了赋税政策不当和过度苛征对百姓带来的危害,同时感受到了百姓力量的强大无比,所以在前期赋税政策运用上体现了与民休息的“轻徭薄赋”治税理念。

唐朝运行了近百年的赋税善政缔造了辉煌。经过李渊、李世民、李治、武则天及李隆基前期的赋税治理,工商无税、国泰民安,建立了唐朝100多年的盛世辉煌,长安成为开放的国际化大都市。

唐朝因为赋税制度的变异使帝国积重难返。唐玄宗李隆基及唐肃宗李亨将包括赋税在内的权力下放,使中央失去了对地方控制的能力;宦官对赋税支配权的掌控使宦官掌握了对皇帝生杀予夺的大权;唐朝后期赋税的苛征给百姓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藩镇割据”“阉党专权”“赋税沉重”成为唐朝后期的三大肌瘤。

唐朝因为赋税制度的不断调整延续了百年。经历了“安史之乱”后,唐朝政府在艰难中不断寻求赋税治理的突破口,经历了多次包括赋税改革在内的治理后,使几乎崩溃的政权又在调整中艰难维系。

唐朝因为赋税征收的苛刻最终导致政权的瓦解。裘甫起义、庞勋起义、王仙芝起义、黄巢起义等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赋税、苛征导致的百姓难以生存。

唐朝赋税历史正是经历了“推翻—治理—变异—改革—修补—丧失”等重大波折,使赋税在王朝治理中的巨大作用体现得更为鲜明和充分。

唐朝赋税人物应该重新认识

唐太祖李渊对唐朝赋税制度贡献甚多。李渊在唐朝赋税上具有奠基作用,他奠定了唐朝的赋税基础、征收管理基础和税收法律基础,确定了唐朝赋税制度的基本格局和基本走向。

唐高宗李治赋税治理功莫大焉。李治以自己的赋税治理及其辐射的政治、军事和社会治理为大唐盛世做出了贡献。“永徽之治”是“贞观之治”的巩固和发展,是“开元盛世”的铺陈和奠基。没有“永徽之治”,“贞观之治”就是昙花一现,没有“永徽之治”,“开元盛世”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武则天的赋税治理为百姓带来了福祉。武则天以天下苍生为念,不管是在李治生病还是自己独掌朝纲时,其赋税治理基本上是顺应民心的,实现了百姓的安居乐业。

唐玄宗李隆基父子对唐朝走向衰落具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李隆基在赋税制度上错误地采纳了张説的建议,利用长达6年的时间完成了“府兵制”到“募兵制”的转变,将包括地方赋税大权在内的所有权力下放到藩镇,导致了前所未有的“弱中央”的出现。他的儿子唐肃宗李亨承袭了李隆基的制度而将这一权力下放得更加彻底,藩镇从边镇遍布全国,直接导致了“藩镇割据”和日后五代十国的纷乱。

第五琦开启阉党专权的赋税之门。第五琦将左藏库和大盈内库合并,将所有的赋税收入管理权全部交给大盈内库的宦官管理,为“阉党专权”这一政治肌瘤埋下了很深的祸根。

唐宣宗李忱赋税苛重导致唐朝灭亡。被史书高度赞扬为“小太宗”的李忱,因为赋税处罚措施的异常严苛和赋税制度的杂乱无章而使民怨沸腾,最后导致了裘甫起义的爆发,将这一重大责任转嫁在他的儿子唐懿宗李漼身上实在是有失历史的公允。

唐朝赋税制度充分说明了五大关系

赋税与国家兴亡之间的关系。唐朝赋税的历史经验证明,凡是优化赋税治理的统治都是长久而恢宏的,如唐朝前期的五位皇帝的统治,他们以百姓为念,以社稷为念,实施均田制,实施租庸调制,百姓安居乐业;凡是轻视赋税作为的治理都是短暂而易变的,如唐穆宗李恒,唐敬宗李湛、唐懿宗李漼、唐僖宗李儇等人的赋税不作为,对唐朝的实力造成了严重侵蚀,动摇了唐朝的统治根基。

赋税与政治、经济、社会事件的关系。不论是政治、经济、社会因素都因赋税的改变而改变。“安史之乱”的爆发源于中央赋税及其他权力的下放;“阉党专权”源于宦官对赋税支出权和军权的掌控;“两税法”的实施源于中央与地方赋税权力分配的需求;黄巢王仙芝起义源于“国有九破,民有八苦”的赋税苛征……唐朝的赋税历史充分证明了赋税这个根本利益与政治、经济以及社会事件本质上的关联。

赋税与战争之间的关系。军事事变都是由赋税引发。“安史之乱”的缘由、目的、转折和平定,关键因素在于赋税。“安史之乱”中保护赋税基地成为战争的主要中心和主要目的。在战争中,凡是掌握了漕运控制权、掌握了财赋供应权、掌握了赋税基地的一方就会成为胜利方,一旦财赋供应不济,战争必然溃退。

中央与地方的赋税分配关系。赋税分配过于偏向地方就会造成安禄山之流的兵强马壮者以下犯上,就会造成田承嗣之流的地方悍将49年不入朝,不向中央缴纳赋税而成 “独立王国”的事实。中央与地方的赋税分配关系,只有当两者关系平衡、适度,中央有足够的权力可以驾驭全局,地方有足够的财力可以保障民生,这样的分配关系才有利于江山稳定。

赋税治理者与王朝兴衰的关系。卢杞、赵赞、陈少游、元载、李琦等人的赋税治理要么民怨沸腾,要么士兵哗变。他们制定的赋税措施都是只顾统治者利益,不顾百姓死活的“杀鸡取卵”式的一时之法,其赋税征收原则和征收方式违背经济、赋税发展规律;而裴耀卿、元稹、独孤及、李翱、李巽、韩滉等人的赋税治理为某一事项或某一区域带来了福音。不论是漕运纳税地点的改变、均平赋税的征收还是优良盐税制度的遵循都能够给当地百姓带来安康。而治税能臣刘晏的赋税治理则体现出一个赋税治理者对于王朝治理、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中的巨大作用。刘晏的漕运改革为保证整个赋税北运、支撑唐朝社稷起到了关键作用;刘晏的盐税制度改革和创新,起到了均衡赋税、保障供应、培养税源、民不增赋而国力保障的作用。“富其国而不劳于民”,成为后世盐税制度的重要遵循。

以赋税角度衡量唐朝历史具有可靠的真实性

赋税利益是一切历史事件发生发展的根源和根本。从赋税利益的最终所属这个角度上衡量唐朝的历史,不难看出隋炀帝杨广之所以东扩,之所以苛政,最终原因在于赋税利益;唐初政治家们轻徭薄赋是将赋税利益让利于百姓;李隆基的权力下移使地方藩镇掌握了赋税大权;安禄山挥师南下抢占江淮最终是为了赋税利益的夺取;颜真卿、张巡、许远等人的誓死抵抗最终还是为了保住大唐江山的赋税根源;而唐朝后期的帝王有了赋税基础便有了平蕃的底气,失去了赋税来源便无力回天。这一切都在表明五大关系中赋税利益是左右一切的最为核心和最为关键的所在。

以赋税角度探析历史事件和人物具有更公正的视野。从政治、文化、道德等因素去衡量历史人物均有一定可靠性,但往往不能从根本上发现问题。只有从赋税的角度上衡量历史人物,才会发现政治、文化和道德等因素背后的最为现实的问题。因此,从赋税角度探析唐朝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会发现这些人物的赋税作为对于一个王朝、对于一个王朝赋税制度贡献了什么,对于一个王朝的百姓幸福贡献了什么。只有站在这个角度上去衡量才可能得出较为客观的历史结论。

唐朝的赋税实践说明的主要问题

为民的赋税理念是一个王朝兴盛的前提。只有以百姓生活为前提,一切以百姓利益为至上的赋税理念才有可能指导正确的赋税治理,才有可能实现王朝兴盛。

优良的赋税制度是一个王朝强大的手段。优良的赋税制度可以富民、可以兴国、可以安邦。横征暴敛只能加速王朝覆灭。

多方平衡的赋税利益关系是一个王朝稳定的基础。国与家、官与民、上与下、大与小,只有各方面的赋税利益分配格局平衡、稳定,才可能使江山稳固。

对执法者有效的管理和监控是王朝兴盛的保障。赋税作为只有在正直的赋税治理者手中才可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给予赋税治理者相应的权力,并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是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文章分享到: 0
网站声明| 使用帮助| 网站纠错| 网站导航
陕西省国家税务局办公室主办 信息中心提供技术支持
陕ICP备 06000245号  网站标识码 bm29270146

陕公网安备 61010302000274号


方欣科技有限公司提供门户网站管理平台
版权所有: 陕西省国家税务局 地址:西安市二环南路西段3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