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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税苛征的王朝代价
日期:2017-09-26    来源:税收科学研究所
 

赋税苛征的王朝代价

                       /王雪绒

从“安史之乱”到唐朝被后梁替代的一百多年里,苛赋沉重成为叠压在唐朝百姓身上巨大的负担,统治者为了财赋使出的花招可谓五花八门,而这种苛征的代价便是官逼民反,王朝末日。

唐德宗李适赋税沉重叩响五代之门

诸如刘晏之类的治税能臣在朋党之争中被杀害之后,唐朝因为治税能臣的匮乏而一度陷入财赋异常窘迫的状态之中。唐德宗李适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实施了一系列错误的财赋政策:

错误使用宰相卢杞实施借商。唐德宗武力削藩过程中,财赋供应成为难题。宰相卢杞任命赵赞为度支使实施借商。主张“以刑名整齐天下”,认为天下“货泉所聚,在于富商”,在长安城公开搜刮。规定:凡家产超过1万贯的,留下1万贯使用,剩余全部由官方借走充作军费。官吏“搜人财货,意其不实,即以搒捶”,以至“京师嚣然,如被盗贼”,有人不胜冤枉痛苦自缢而死。同时,开始征收僦柜纳质钱,即典当税。对所有存钱、存粮(粟麦)统统按照四分之一比例“借”,不借就封他们柜窖,等于是将商人四分之一的财货白白拿走。长安城里的工商人士忍无可忍,“长安为之罢市,百姓相率千万众邀宰相(卢杞)于道诉之”。李适不得已,下诏宣布以赋税征收手段借商的活动暂时终止。

错误提高赋税负担。在全国各地津要都会之所,派人监视商人的财货和钱财,每缗税二十。同时税物品,对天下所有的竹、木、茶、漆通过道津要道时都要纳税,税率由原来的3%提高为10%。 “两税法”实施后,出现了严重的“钱重物轻”局面,原来缴纳一匹绢抵3200钱,后来只能抵1600钱。就是在这种情形下,还规定要求地方税物,进行“折纳”凌绢,另外还有“进奉”、“宣索”等诸多名目的输纳项目。强迫百姓纳税服役而将原来的科役巧立名目为“召雇”,将原来按照市价向百姓购买实物的制度,改为强行摊派,掠夺民财民物的“和市”,唐朝百姓赋税负担增长数倍。

错误征收间架除陌。除陌钱是公私买卖所征交易税,规定每一千钱抽五十文,税率为0.5%,以检查登记、账簿为征收手段,未设账簿的要求申报,申报不实由别人检举告发的,隐瞒100,杖60,罚款2000文,并赏赐告发者10缗,赏赐由被检举人承担。间架税即房产税,以房屋为课征对象。规定每屋两架为间,按照房屋好坏分为三等。上等屋征税2000,中等屋征税1000,下等屋征税500。隐匿一间不报者,杖60,赏给告发人50缗。在征收过程中,官吏常常闯入民宅强计强征。因为间架除陌均以告发为奖励,引发民相告奸不良倾向严重,致使百姓民怨沸腾。“泾原兵变”中,士卒哗变一致要求“不夺尔商户僦质,不税尔间架、除陌”。李适被迫下诏,明文宣布间架税、除陌钱,竹、木、茶、漆以及铁税一律停征。

错误地加重榷酒税负。782年,李适“禁人酤酒,官司置店收利,以助军费”,这是唐朝榷酒的开始。每斛酒征税20003000文,商人可开设商店销售政府酿造的酒,每斗150文。缴纳酒税的百姓可免除1年的徭役。但这种榷酒制度是一种既榷酒、榷酒曲又在流通环节征税的方法,是典型的双重课税,给百姓造成了极大的赋税负担。马端临指出:“昔人举杜子美诗,以为唐酒价每斗为钱三百,今榷百五十钱,则输其半于官矣。”

江南赋税在唐朝后期达到极限

元载一次性补征30年租庸调。唐肃宗李亨为平定“安史之乱” ,规定各地采访使可自行招募官员,元载被任命为江淮租庸使,负责江淮地区的赋税征收工作。为了急于表现,元载规定一次性补征30年的租庸调。不管有没有缴纳能力,一律按照户籍上的人口进行追征,并选择豪吏作为县令督办,只要发现家里有粮食,就派兵包围强行征收。轻一些的征收一半,严重的十之八九全部拿走。如果不服就严刑拷打,“天下之人苦而无告”。更为惨苦的是,无家无室的人也要征收租税;连衣服都穿不上的人,还要征收租庸调;举家逃亡的人,租税也不得免除,责令邻居为其缴纳。时人将这种强取豪夺的赋税征收行为叫做“白着”:“上元官吏务剥削,江淮之人多白着”。

陈少游在淮南加税严重。淮南节度观察使陈少游以每年向元载供奉10万的代价获取淮南道大权后,为了向唐德宗李适表功,自告奋勇要求在淮南地区加税,每1000文增加200文,税负增加20%,盐每斗加100钱。江淮地区的百姓被元载一次性征收了八年的租庸,整个江南比屋嗟叹,怨声冲天。而陈少游又增加20%的赋税,导致食盐的价格出现了急剧上涨,百姓苦难更加深重。度支部门根据陈少游的建议,奏请李适批准,将陈少游增税、加盐价的建议推行全国,“请诸道并增”。

唐朝后期榷茶榷盐导致苛赋沉重

郑注榷茶导致怨恨鹊起。唐文宗李昂面对经济衰退、百姓流离失所、国家赋税无着的现状,试图寻找富民富国之路。郑注建议实行榷茶,将民间所有茶园全部按照定价由官家收购,变成国家茶园,茶叶也在官营的茶场当中进行加工,由政府雇佣茶农进行劳作,统一支付他们劳务费,由国家销售茶叶。禁止百姓自行种茶、贩茶、卖茶。榷茶之后,唐朝的赋税收入开始增加,但由于政府强行购买茶农的茶苗,要求将茶树移栽到官场中种植,不能存活的茶苗不予赔偿,因此很多官员借机掠夺,用低廉的价格购买茶树和茶叶,导致很多茶农破产甚至家破人亡。

唐朝私茶贩运制度严苛。规定凡是自私贩运茶叶3次至300斤以上,武装押运私茶不论多少,雇人贩运3次至500斤,或者以营利为目的拉拢买卖4次至1000斤以上的一律处以死刑。种茶的茶农私自买卖100斤以上的杖背;3次的要加重处罚徭役。对茶农管理不善导致茶农失业的,当地刺史、县令也要受到相应处罚,其刑罚相当于纵容私盐犯罪。

唐朝后期盐税虚估现象严重。“两税法”实施后,“钱重物轻”现象不可遏止,其他税种可以纳物,但盐税必须纳钱,导致盐税虚估。786年,收粜盐虚钱6596000贯; 805年,收粜盐虚钱7530100贯; 806年,收粜盐虚钱11280000贯; 807年,收粜盐虚钱13507300贯。在盐价上涨、虚估现象严重情况下,富商大贾纷纷涉足盐利,盐税制度在杂乱无章又严刑苛法中运转,百姓苦不堪言。

苛赋沉重导致烽火连天

裘甫起义为唐朝敲响丧钟。859年冬,浙东地区贩运私盐的商人裘甫率众起义,说明盐价上涨导致的百姓贫困使他们已走投无路,也说明私盐贩运与唐朝盐税制度之间发生了巨大撞击,同时说明百姓在苛征中铤而走险已经成为定局。裘甫起义掀开了推翻唐朝统治的序幕。

庞勋起义动摇了唐朝根基。庞勋起义源于唐朝“府兵制”到“募兵制”转折中赋税保障出现问题,导致朝廷无兵可征,同时源于统治者对于百姓徭役的过度苛征。当驻守桂林的兵士六年都难以回家看望父母时,对朝廷言而无信产生的反抗就顺理成章了。庞勋起义历时一年两个月,对唐朝的撼动却是深刻的:“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

黄巢王仙芝起义摧垮唐朝。私盐商贩王仙芝在抗拒唐朝政府对私盐打击的过程中,对盐税苛征的感知比其他百姓更为深刻。在山东大旱政府照样逼迫催缴租税、强迫百姓服徭役、兵役的情况下,揭竿而起成为必然。四个月后,同样作为私盐商贩的冤句人黄巢的加入为整个起义加注了力量。之后,接连的战火使289年的唐朝政府不得不在残忍的血洗中悲凉地卸下历史的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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