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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税南移的历史反思
日期:2016-12-29    来源:税收科学研究所
 

                                                           文/王雪绒

从755年安禄山范阳起兵到763年史朝义自杀,“安史之乱”持续了整整8年时间,持续时间之长、范围之广、面积之大在中国封建史上是绝无仅有。叛军铁蹄所到之处满目疮痍,曾经以经济、文化发达而繁荣于世界的黄河流域千里萧条、人口锐减、烟火断绝。中原地区“赤地千里,僵尸蔽地,哀鸿遍野”。洛阳周围“县邑荒废,悉为榛莽,白骨蔽野,洛城之中,悉遭焚毁”,“城邑残破,户不满伯”。叛乱毁灭性地破坏了北方经济并使赋税供应成为最大难题。

北方人口大量减少

安禄山举兵15万号称20万南下,为了讨伐叛军,唐朝军队每次出兵少则数万,多则20多万。在战争中双方人员的重大伤亡成为人口减少的重要原因,无辜平民惨遭杀戮也使人口锐减:安禄山“下河北百五十余城,发人冢墓,焚人室庐,掠人玉帛。壮者死锋刃,弱者填沟壑。”754年,全国户籍9619254户,人口52880448人;到764年全国的户籍减少到2933125户,下降70%;人口减少到16920386人,锐减68%。户籍和人口的急剧减少,严重地动摇了唐朝以户籍和人口为主要依据的租庸调赋税制度的根基,使延续几百年的租庸调制度面临严重威胁。

土地面积的大量减少

隋唐之前,黄河以北是整个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北方地区人口稠密,历史悠久。随着隋文帝杨坚和隋炀帝杨广京杭大运河的开凿,南方经济才逐渐发展并且日渐成为朝廷的赋税基地。“安史之乱”的主要祸乱区在于北方,致使大量的人口逃亡,土地大片荒芜:“天下兵兴,今七年矣。 河、淮之北,千里荒草。”人口逃亡、土地荒芜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赋税收入的直线下降,并且成为唐肃宗李亨之后每个皇帝为之心痛的顽疾。

赋税运输严重受阻

叛军堵塞京杭运河这一赋税运输通道,致使运河无法正常通航。为了转运赋税和战略物资,唐朝政府只能暂时利用长江和汉江水道。756年长安失陷后,唐肃宗李亨在灵武继位,江淮的赋税和物资只能取道襄樊,北上到达岐州后再辗转转运到灵武以保证军需供应。761年,史朝义进攻宋州时,黄淮航运再次受阻,江淮的漕运赋税、物资再次改道至汉水后经陆路到达凤翔。洛阳和长安收复后,由于河道年久失修,泥沙堵塞致使行舟不畅。而且战争造成劳工缺乏,“起宜阳、熊耳、虎牢、成皋五百里,见户才千余,居无尺椽,爨无盛烟,兽游鬼哭,而使转车挽漕,功且难就”;“东垣、底柱,渑池、北河之间六百里,戍巡久绝,夺攘奸宄,夹河为薮”。

农业生产遭遇毁灭性打击

758年,郭子仪率军讨伐安庆绪,将其围困在了相州,久攻不下时将漳水打开,漫灌全城,之后“城中食尽,人相食”。 760年,李光弼率军攻打怀州,久攻不下时将丹水打开,漫灌怀州。759年,史思明入侵齐州时,长清太守为了逃命,在边家口掘开黄河,致使大水漫灌了禹城周边的大面积土地,人员伤亡不堪描述。人为导致的水利破坏、人员伤亡对整个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创伤,使以农耕为赋税基础的唐朝遭遇毁灭性打击。

所幸的是,在安禄山、史思明南下途中,遇到了唐朝政府以及百姓的誓死抵抗,战争的焦点就是“南下”和誓死守卫阻止南下的问题。南下就意味着占领江淮,而“军国大计,仰于江淮”。在英烈的英勇抗击下,叛军的铁蹄没有南下江淮,为唐朝延息保住了赋税的支撑,也为整个中国经济中心的南移提供了可能。

颜氏兄弟的抗争鼓舞了百姓抗击叛军的士气

“楷书四大家”之一、具备“颜筋柳骨”美称的颜真卿,被杨国忠排挤远去2500里之外的平原郡担任地方官时,看出安禄山的狼子野心后以防汛为名,修筑城墙,挖掘护城河,储备粮食,做好反叛准备。安禄山正式起兵叛乱后,曾命令颜真卿带领7000人驻守黄河抵御唐军,颜真卿趁势扩大武装,等安禄山攻陷洛阳时,颜真卿率先扛起反叛大旗,河北17郡纷纷归附朝廷。

此时,颜真卿的从族兄长颜杲卿也在常山郡抗击史思明,却因孤军奋战缺乏外援,终因弹尽粮绝,常山郡陷落。叛军在城里纵兵烧杀,上万百姓死于屠刀之下,颜氏一门死于非难者30多人。颜杲卿被俘押解洛阳,遭凌迟处死。

常山郡这一重镇的失守和颜杲卿的英勇就义使颜真卿陷于孤军奋战的境地,但颜真卿坚持抵抗等待唐军援军,并在魏郡与安禄山的部队2万余人短兵相接,终于大败叛军,斩杀叛军1万多人,俘虏1千多人,收复魏郡,取得了唐朝在河北讨叛战役中惟一的大胜利。颜真卿因此获得广大民众的支持,受到当地人民的夹道欢迎。后由于平原郡军用枯竭,缺乏赋税保障,史思明乘机攻打平原,颜真卿不得不率领数百士兵弃城,投奔唐肃宗李亨。

颜真卿的反叛斗争并未取得决定性胜利,却鼓舞了军民抗击叛军的士气,阻止了叛军南下的脚步,为保住江淮争取了时间。《新唐书》赞曰:“当禄山反,哮噬无前,鲁公独以乌合婴其锋,功虽不成,其志有足称者。晚节偃蹇,为奸臣所挤,见陨敌手。毅然之气,折而不沮,可谓忠矣。”

张巡许远粉粹了叛军夺取江淮赋税的阴谋

“安史之乱”后叛军迅速占领河南商丘、曹县等地,张巡与山东单县县令贾贲一起进兵雍丘,以区区2000人在毫无朝廷任何消息的前提下在雍丘坚守,与叛军大小战役数百次,坚持60多天,贾贲壮烈战死。最终因粮草断绝只好沿睢阳渠向南撤退。到达睢阳时只剩下战马300多匹,人员3000多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张巡与睢阳太守许远一起誓死抵抗,每天战役20多次,城里的粮食全都吃完,就连老鼠、麻雀以及铠甲和弓箭上的皮子都用来充饥。睢阳军民艰苦战斗10个月,前后与叛军交战400多次,歼敌12万人,最终因守城士兵饥饿难耐、瘦骨嶙峋、失去战斗力而被叛军攻破。张巡、许远以及上下将士全部被俘,大义凛然、宁死不屈被叛军杀害。张巡、许远虽死,却粉碎了叛军夺取唐朝江淮财赋基地的企图。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一场争夺和保卫赋税基地的战斗,作战双方明确的赋税目标成为战争的主要驱动力。

赋税博弈的历史反思

“安史之乱”不仅是唐朝经济发展的转折,而且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转折点。从此,北方失去了唐朝经济中心和赋税中心的地位,南方成为延续唐朝100多年王朝寿命的赋税供应基地。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唐朝政府中央与地方赋税权益的严重失衡,只有中央与地方赋税分配达到制衡点,事权与财权相匹配、相平衡才能使国泰民安。地方赋税权益的过度膨胀必然造成尾大不掉、兵强马壮者以下犯上,而战争不过是赋税利益重新划分和重组的武器,是赋税博弈采取的极端手段而已。在这种博弈中,赋税的最终承担者——广大的黎民百姓只能遭遇生灵涂炭的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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