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阉党专权的赋税考量
日期:2017-02-27    来源:科研所
 

阉党专权的赋税考量

                              /王雪绒

藩镇割据、阉党专权、赋税沉重成为唐朝后期社会存在三大肌瘤。唐朝的阉党专权是中国封建史上令人唏嘘的重大事件,皇帝的立、废、生、死全都掌控在宦官手中。唐代宗李豫以及唐文宗李昂之后的六位皇帝均由宦官所立。那么,从赋税视野探究阉党专权的根源,可以得出令人茅塞顿开的历史结论。

从高力士得宠到宦官掌握财权

唐太宗李世民对于宦官的态度是压制的,他们最高的官位不得超过四品。宦官的主要职责也仅限于门户守御、廷内扫除、饮食供给之类的琐事。唐玄宗李隆基开始重用宦官,滥赏官爵,高力士竟然官居骠骑大将军,晋封渤海郡公。当时宦官黄衣以上达三千人,衣朱紫者千余人。唐玄宗晚年,高力士竟然参与宰相、将军的任免,代李隆基批阅奏章。但他其实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权力。宦官真正掌握财权源于唐肃宗李亨。

李亨在“安史之乱”中在甘肃灵武继位。要保障平叛的赋税补给支撑,大臣第五琦担当了租庸和盐铁转运使重任,负责将江南的租税安全运抵灵武。第五琦在经历“襄樊凤翔灵武”以及“长江汉水凤翔灵武”长途运输后,“促办应卒,事无违阙”,被李亨任命为司金郎中、御史中丞,主管中央财政、赋税及监察工作。

随着第五琦转运租庸物资的逐渐增多,后方京师的豪将对租庸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第五琦无力对付京师豪将,便建议李亨将天下所有的赋税收入都由左藏库移交大盈内库储存和保管。这是一个重大的赋税管理调整:左藏库是唐朝国库,用于天下苍生及朝廷公共开支,其管理机关是户部;大盈内库是皇家私库,专供皇室费用开支,其管理人员为内官或内监宦官。作为赋税管理来说,左藏库和大盈内库有严格区分并严格分开,左藏库的租庸不能用于皇帝个人消费。第五琦的这个做法等于将唐朝政府的赋税管理权拱手让给了宦官,使户部失去了财政赋税管理权力。朝廷需要支出时反而要向宦官请示,这使贪得无厌的宦官们变得更加肆无忌惮,吞噬国家钱粮事件屡屡发生而朝廷官员无权过问——这便是阉党专权的祸根。

从宦官掌握采办权到宦官控制军权

唐朝内廷所需基本上实行“供送制”,由各司供给、各州贡献、宫廷自给三部分组成。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经济文化繁荣,内廷对市场的需要量逐渐增大,需要设置专门的机构和人员管理此项事务。杨国忠当初管理采购并设立“宫市使”,凭借杨玉环在朝中的关系,战胜财臣王鉷,不仅掌管内廷采购,而且将内外财权逐渐集于一身,这一重要事件成为皇帝内库财政权由外转移到内廷的关键所在。

“安史之乱”爆发后,杨国忠被杀。第五琦囿于赋税管理上的困难,建议唐肃宗李亨将国库和皇帝私库混淆,国库所有的赋税收入全部移交至大盈内库,并将管理权限交给宦官,致使宦官掌握了赋税管理大权。唐德宗李适任命杨炎进行“两税法“改革时,杨炎曾建议李适将国库与皇帝内库分开,每年从国库中抽取一部分赋税作为皇帝私库的补充。遗憾的是在“朋党之争”中杨炎过早死去,因而宦官掌握财政赋税权的实质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善。

“武力削藩”和“泾原兵变”后,唐德宗李适从一个力图减免百姓赋税、志在革新的有志君王一下子跌落成一个酷爱财物的“财迷”,他对大臣的信任也因为逃往奉天时只有宦官尾随而移情于宦官,对财物的渴望加上对宦官的信任致使他一股脑儿将宫廷的采办权交给了宦官,官府不再涉足。宦官们经常派上几百人遍布东市、西市热闹的街坊,看上什么东西,不携带任何文书和凭证,只要嘴里说一句“宫市”就可以很少的钱换取物品。因为这些人都是在大街上四处张望寻找货物的主儿,货物又多是被白白拿走,老百姓便管他们叫“白望”。

不仅如此,宦官还掌握了军权——这成为宦官掌握皇帝生杀予夺大权的根本。刚刚继位的唐德宗李适其实是不想委任宦官的。自己的父亲唐代宗李豫就是宦官所立,李辅国曾骄横地对李豫说:“大家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李适认为他不可能重蹈父亲覆辙。所以,他信任朝廷大臣,鼓励并赞成他们实施改革,意图振兴大唐帝国。但当武力削藩斗争开始时,他信任的禁军将领在叛军进城时竟然不能召集到一兵一卒保卫皇宫,仓促间逃亡奉天时只有内侍宦官窦文场、霍仙鸣以及他们率领的100多名宦官可以依靠。窦文场与霍仙鸣的忠心耿耿与朝廷大臣的不可信任在李适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于是,他索性将禁军事宜交给了窦文场和霍仙鸣。之后,又将神策军分为左右两厢,让窦文场和霍仙鸣分别掌管左右厢兵马使。这些部队驻扎在京师四周和宫苑之间,是比羽林军、龙武军更加重要的中央禁军和精锐的武装部队。后来,又直接设立了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分别由窦文场和霍仙鸣单任,直接受皇帝授任,成为地位高于大将军的实际统帅。

皇帝与宦官之间的较量

做了20多年太子的唐顺宗李诵对于阉党专权的认识深刻而清醒,即位后他已经身患中风,不能言语,但还是以削除肌瘤的勇气开始了“永贞革新”,旨在遏制宦官的势力夺回军权和财权。

李诵下令禁罢扰民的宫市和五坊小儿。《资治通鉴·宋神宗元丰八年》中记载说:“德宗晚年为宫市,五坊小儿暴横,盐铁月进羡馀,顺帝即位罢之”。

李诵遏制宦官的另一措施是裁减宫中的闲杂人员。停发内侍郭忠政等19人的俸钱,并计划从宦官手中夺回禁军的兵权。这是“永新革新”的一项关键举措,也是关系到革新派和宦官生死存亡的关键环节。革新派任用老将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节度使,任用韩泰为神策行营军司马。宦官们因为长期执掌大权政治嗅觉异常灵敏,当他们发现王叔文等试图夺取他们兵权时,知道“从其谋,吾属必死其手”,便层达密令“请务将军权授人”。在双方较量中,革新派试图一举拿下军权的计划落空。

唐敬宗李湛过分狎昵宦官,经常和这些人吃喝玩乐。宦官许遂振、李少端、鱼弘志等人因与李湛“打夜狐”配合不好被削职后怀恨在心,于826年冬李湛又一次“打夜狐”归来,与宦官刘克明、田务澄、许文端以及击球被封为军将的人一同饮酒后,刘克明等人忽然熄灭灯火将李湛害死。

唐文宗李昂对宦官极其愤慨,选用李训为宰相,郑注为凤翔节度使,志在剪除仇士良等宦官势力。835年,李训集团借故说金吾厅后的石榴树降有甘露,让李昂命令全体大臣和宦官去金吾厅观看,结果因为主事人韩约过于紧张,被仇士良等人看出破绽,导致整个剪除计划全面破产。李训、郑注以及他们的党羽全部被仇士良等人被杀,宰相王涯、贾谅、舒元舆等人也被枉杀,被株连的朝廷大臣多达六七百人,整个屠杀事件持续十多天才渐趋平静,此谓“甘露之变”。从此李昂装聋作哑,饮泣吞气。之后的皇帝面对宦官,唐宣宗李忱无奈摇头,唐懿宗李凗不顾社稷,唐僖宗李儇两度亡命,唐昭宗李晔用人不当,导致兵败如山,中央权力不再。

阉党专权的历史思考

赋税的征收权、赋税入库后的管理权和赋税的支出权都是国家公权力,公权力需要国家公共权力机关掌握和执行。一旦将赋税管理权和支出权这样的国家公权力转手让给内臣或宦官,必然造成内臣或宦官势力的过度膨胀,以至于他们自称“定策国老”、操纵皇帝生死。只要这些人手中具备这些公权力,任何人想撼动他们都绝非易事。唐顺宗李诵、唐文宗李昂已经看到了这个问题的实质却未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以至于阉党专权成为唐朝历史乃至整个中国封建历史上罕见的政治现象。

不无讽刺的是,在唐代藩镇割据和阉党专权的较量中,只拥有赋税管理权与支出权的宦官终究未能拼过赋税“三权”具备的藩镇势力,拥有赋税来源的强藩朱温在与宦官韩全诲的政治较量中,不论韩全诲胁迫唐昭宗李晔留守长安抑或逃往凤翔,均以强势围城,致使支持韩全诲的番将李茂贞不得不将韩全诲等20多名宦官的首级及唐昭宗献给朱温。之后,朱温又将几百名宦官赶到内侍省全部斩首,困惑唐朝150年的阉党专权在血泊中收场。

手握赋税征收权、管理权、支出权等“三权”的藩镇势力终究以武力剪除了拥有赋税管理权和支出权“两权”的宦官势力,却给中国封建政治史、赋税史留下了沉痛的、血的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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