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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赋税与佛教
日期:2017-03-28    来源:科研所
 

唐朝赋税与佛教

                               /王雪绒

有唐一代,佛教与政治、经济、社会形成了一种密切的无法分割的复杂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因为佛教特殊的僧籍、寺籍和度牒制度,使僧尼出家具备了免除徭役和赋税的特权,寺院土地也具备免税权,因此,寺院经济与唐朝国家财政经济,度碟收入与国家赋税收入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必然的、难以割舍的关系,并且伴随着整个王朝的始终。

唐朝佛教因政治而兴起

唐太宗李世民从起初的儒、释、道三家并举,以儒家为首要推崇发展到尊崇佛教的根本原因源于政治需求。统一全国之后户籍减少、民不聊生,全国户籍不足三百万。为了安抚农民的情绪,李世民推出了佛教,借以安民治天下。由此,佛教徒地位有所提高,在均田时表现较为明显:“凡道士给田三十亩,女冠二十亩;僧、尼亦如之。”李世民高丽用兵失利,身体受到影响,阅读玄奘西域取经归来翻译的《瑜伽师地论》后,才开始对佛教产生信仰,声称佛教比儒教和道教更为高明。

武则天利用佛教达到登基目的之政治意图是再明显不过的。不论是洛水的“圣母临人,永昌帝业”瑞石,还是汜水刻有《广武铭》的瑞石都是一个女人利用佛教向天下传递信息的无奈:武媚娘当天子属于佛祖之意。正式登基之后,因为佛教在其政治上立下的汗马功劳,武则天正式将“道在佛先”的顺序排列为“先佛后道”,并于6882月,毁乾元殿就地建明堂,又命僧怀义作夹纻大佛像,首高二百尺。为铸此大像,于明堂北构建天堂,还于6907月,“制颁于天下,命诸州各置大云寺,总度僧千人。”

唐朝政客利用佛教谋取利益

佛教在印度没有僧籍、寺籍和度牒制度,传入中国后由于国家对寺院土地实施免税政策,僧尼出家也赋予了免除徭役和赋税的特别优惠,而且佛门弟子的政治地位也很高,动辄可以出入皇宫,讲经论道。因此,出家成为当时一件时髦、时尚和实惠的事情。

但是,僧尼出家有严格规定,必须经过朝廷管理机关——祠部颁发正式的度牒文书方可,也就是说度牒成为出家的必须的前置程序。度牒的途径大体分为三种:第一种是“试经度僧”,即通过经文考试取得度牒;第二种是“赠碟出家”,就是朝廷每次在举行重大活动或者皇帝生辰寿诞时由皇帝度牒出家;第三种是私人出钱购买度牒出家。由此可以看出,私人出钱购买度碟成为可以运营的漏洞,并且由此开辟了国家财政收入的又一来源——出卖度碟收入。

唐中宗李显时期,公主、外戚皆奏请度人为僧尼。上官婉儿利用执掌起草皇帝诏命的大权,破坏度碟制度,只要给钱3万两,便给他起草皇帝诏命准许出家,致使很多人向她行贿之后成为逃避租庸调的佛家弟子。民间也出现了出资私建寺庙现象,导致一些富户和强丁,利用寺院逃避纳税,成为佛门与朝廷争夺赋税的重要力量。

“安史之乱”中,司空杨国忠因正常的赋税收入得不到补给,派遣侍御史崔众到太原的寺庙,纳钱度僧尼,“旬日得百万缗”。唐肃宗李亨甘肃灵武即位后,为得到平叛资金,接受京兆尹郑叔清和宰相裴冕的建议,以天下用度不足为由,派遣人马到诸道纳钱,除了卖官鬻爵给予买官者空头名分外,还“度道士、僧尼不可胜计”,又在西京长安、东都洛阳等“关辅诸州,纳钱度道士、僧尼万人”。

唐代宗李豫时期,宰相元载利用佛教蛊惑皇帝,以达到政治上迷惑君王,经济上坐收渔利的目的。元载拉拢诗人王维的兄长王缙,每次觐见李豫时都将佛家理论灌输给他,或在奏表中大谈佛家的因果报应。更为荒唐的是,元载、王缙将外族入侵、国家内部动乱也归罪于因果报应,竟然在边境吃紧的情况下,不想方设法迎敌,却可笑地靠念诵所谓的“仁王护国经”来驱逐敌寇。

在政治上利用佛教蛊惑的同时,元载、王缙凭借佛门的外衣,操纵僧尼广纳钱财、广建寺庙。王缙不仅修建了宝应寺,还在五台山修建了金阁寺,并利用手中职权,发放中书符牒,命令五台山僧徒数十人到各地去游说募捐。这些收取的货利都被用来建造豪华的寺庙。金阁寺全部用铜做瓦,用金子装饰,累计花费达亿万之多。

唐懿宗李凗利用佛教满足自己的奢侈之心。他广造寺院、广造佛寺、广散钱财。为了满足人们诵经的需求,李漼加速佛教宣传品的印制,如今珍藏于大英博物馆的世界上最早印刷品之一的《金刚经》卷子就是咸通九年(868年)的作品。同时,李漼还用重金打造佛教物品,法门寺地宫出品的“捧真身菩萨”和“银金花双轮十二环锡仗”也是咸通年间的珍贵文物。他还于873年下诏要求将佛指舍利从法门寺奉迎进京。诏书一下,群臣反对,纷纷劝谏要求停止这一劳民伤财的行动。但李漼根本不听大臣劝阻,我行我素。奉迎佛指舍利的场面恢宏无比:从京师长安到法门寺的路上,禁军、仪仗绵延数十里,比皇家主持的祭天大典还要壮观。佛指舍利在宫中供奉3日后李漼下旨将其送到寺院供百姓瞻仰,虔诚的佛教徒不惜以残害躯体为之奉礼;富豪大亨们更是不惜花费大量的金钱,以水银为池,以金玉为树,请来戏班载歌载舞。宰相以下的官员竞相施舍金帛,数量之大令老百姓嗔目结舌。

寺院经济与国家赋税之间的较量

出卖度碟收入不论是出于私人的利益熏心还是公家的所谓“用度不足”,从暂时的收入计量肯定是增加了收入,但是每一张度碟的背后都包含着一个人免税、免役的特权。度碟出卖得越多,意味着国家赋税、徭役征收对象越少。因此,出卖度碟收入事实上是侵蚀国家赋税根基,与国家争夺税源、兵源和劳动力的问题。

寺院经济中,寺院的土地唐朝规定具有免税权。寺院土地取得的方式一般有皇帝赐予、仕男信女进献土地、寺院借助某种势力或借贷关系侵占民田、按照制度规定授田以及购买田地等。因为土地面积逐渐增多,便经常由奴婢和佃户进行耕种,不仅出现了高额剥削,夺田夺地的现象,更重要的是寺院经济和国家赋税之间出现了争夺劳动力、争夺赋税收入的较量:“造寺不止,枉费财者数百亿;度人不休,免租庸者数十万。是使国家所出加数倍,所入减数倍。”

唐高祖李渊时期,太史令傅奕站在维护国家赋税利益的高度,抨击佛教对于唐朝社会的经济影响,认为僧人与尼姑,剃发易服,逃避赋役,如此众多的人数会浪费损耗国家的资财,并提出“请令匹配,即成十万余户,产育男女,十年长养,一纪教训,可以足兵”之建议,旨在减少僧尼数量,扩充兵力,增加劳动力。傅奕的建议与李渊统一天下的宗旨相契合,因此得到李渊的重视并诏令百官议论废除佛教之事。

唐玄宗李隆基针对中宗时期“寺观广占田地及水碾硙,侵害百姓”行为,接受宰相姚崇的建议,除了依据国家制度允许占有的田产外,京城的田产收归农寺,州县的分配给贫下百姓,以增加国家赋税的基础。同时,对寺庙的僧人进行仔细甄别,沙汰僧尼,强迫12000多人还俗,编入国家户籍,承担正常的赋税任务,对于假冒僧人的罪犯进行严厉的惩处。禁止贵族官员和僧尼交往、禁止各地修建佛像,禁止传抄佛经,寺庙损坏的要报请官府查实之后才能修葺。

唐武宗李炎采纳宰相李德裕的建议,为了赋税利益与佛教的斗争在唐朝历史上表现得最为激烈。从841年——845年的五年中,一共拆毁寺庙4600多所,拆除招提(民间私造的寺院)、兰若共4万余所,有26万余僧尼还俗成为国家的两税户,寺院中有15万奴婢成为国家的两税户,没收寺院拥有的膏腴土地上千万顷;“人充两税户,地成课田”。这次行动果断、声势浩大的运动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效果,既增加了国家的纳税人户数,也减轻了官民负担。

赋税与佛教关系的思考

唐朝政府与佛教关系的变化,导致整个财政、赋税以及社会治理都发生了连锁反应,这是历史的真实。包括佛教在内的所有宗教,都应该是与人为善的所在,其与社会、政治、文化、经济包括赋税之间的关系都应该处在一个和谐共赢的状态中。如何正确使用经济手段、赋税手段调节各方收入,达到社会和谐、百姓安康的目的是经济赋税领域永恒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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