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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与“永徽则天之治”
日期:2016-09-06    来源:科研所
 

税收与“永徽则天之治”

站在赋税视野上审视唐高宗李治和女皇武则天,会发现迥然不同的一对皇帝夫妇,被史家认为“优柔寡断、软弱无能”的李治,在34年的帝王生涯中,以自己的赋税治理及其辐射的政治、军事和社会治理为唐朝100多年的盛世做出了重要贡献;而被王夫之定为“鬼神之所不容,臣民之所共怨”的武则天,却以天下苍生为念,以“劝农桑,薄赋徭”为基准,缔造了难能可贵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实现了赋税治理的空前绝后。

历史应该为其正名。

“永徽之治”以大手笔拓展了赋税版图

李治时期赋税版图成为唐朝之最。在西域,采取武力和民族团结相结合的办法,活捉阿史那贺鲁,在龟兹设立安西大都护府。在西域旧地设置昆陵、蒙池都护府,并在波斯以东16国,设置16个督州府,统辖80个州,110个县,126个军府。在西南,颁发《举猛士诏》招募勇士反攻吐蕃。文臣娄师德应诏入伍,挺身而出,大力宣扬休战求和之意,吐蕃数年不再犯境。在东北,辅助新罗打败百济和高句丽,将高丽的38200户居民迁移到内地江、淮一带,实施均田制,缴纳租庸调,享受和唐朝百姓一样的政治待遇和赋税待遇。永徽治下的赋税版图东起朝鲜半岛、西到中亚的咸海和波斯东北部、北到贝加尔湖,南到大海。龙朔年间赋税面积达1240万平方公里。

李治扩大了均田制。针对关中地区旱灾严重的情况,从关中地区和巴蜀地区人口相对密集,均田不足的地方有计划、有目的地向关东输送人口,实行均田制,让百姓在分得田地的同时承担国家租庸调,增加国家赋赋税入。对关东部分当地居民,指定100亩田地让农民耕种,或承认在消灭关东等地的地主、士族、官僚等隋朝势力后,对土地占领的既成事实,让他们安然从事农业生产。同时组织大规模对南方的开发活动,使得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也出现前所未有的局面,为日后整个大唐帝国赋税的南移奠定了基础。

李治打击豪强,抑制土地兼并。长孙无忌——褚遂良集团等大批官僚在郑白渠上修建水磨,浪费了大量水源,致使关中地区7年内干旱问题难以解决。李治先后4次下令拆毁渠上的水磨,在灌区设“泾堰监”等专门管理机构,还将河渠的管理交给京兆少尹管辖。渠道上的主要枢纽由专人管理,编制用水计划,轮流定量供水。在抑制土地兼并方面,“初,永徽中禁买卖世业、口分田。其后豪富兼并,贫者失业,于是诏买者还地而罚之。”还任用廉吏贾敦颐在洛阳抑制土地兼并:“时豪富之室,皆籍外占田;敦颐都括获三千余顷,以给贫乏。又发奸摘伏,有若神明。”

李治悲悯为怀、体恤百姓。采纳“来济献策”,实施“人君之养人,在省其征役而已”政策,免除山东百姓所有公家以外的劳役,解决了“吏治大坏”情形下地方豪绅和贵族向百姓施加私役问题,杜绝了官僚作祟。同时,实施赋税免除。《新唐书》中关于李治减免赋税的记录有14次之多,主要包含灾害性赋税免除、皇家重大事项赋税减免、捷报频传时的赋税减免以及其他缘由的赋税减免。河东地震,河南、河北大水,雍、华、蒲、同大旱成为灾害性赋税减免的主要例证;李治登基、朝拜昭陵、新郑讲学、前往东都洛阳、泰山封禅、皇太子监国等皇家重大事项,百姓都可以得到相关赋税减免和优惠。

李治严以律己、善于自我约束。集中表现在爱民方面。即位之初便宣布:“事有不便於百姓者,悉宜陈,不尽者更封奏。”每天请刺史进宫,询问百姓疾苦,促使他们更好行使监察职权。前往关东考察时,沿途有什么住什么,有什么吃什么,不修建宫殿,不役使百姓,不让百姓破费。在赋税供给上下令:“自京官及外州有献鹰隼及犬马者罪之。”杜绝了京师要员和封疆大吏对皇帝的供应。完成《唐律疏议》的修订,保障了社会的大治,“牛羊驼马,填咽道路”,京师监狱在押犯人只有50多个。

武则天以薄赋税理念“政启开元,治宏贞观”

武则天牢牢掌握财政赋税权力。武则天对于政治、经济权力抓得很紧,史书称“圣衷独断”。采取一切措施削弱相权。对于中书省出旨、尚书省执行、门下省封驳的三权分立实施改革,要求所有大臣都上奏,“百官表奏,皆委天后详决”,“权不下移”,避免了地方财政赋税势力强势增长对中央政府的威胁。在用人制度上,建议李治设立殿试制度,成为历代王朝的定制。她开南选,使岭南广西的士子也有机会成为官吏,允许自荐,筛选出了一批治国能臣。武将中发现了唐休璟、娄师德、郭元振等,并委以重任,有效解决了边疆的治安问题。文官中选任狄仁杰,并培养了姚崇、宋,使他们成为武周政权的中流砥柱。她打破常规、破格用人的措施,满足了社会上正处于上升地位的一般地主和广大官吏谋取政治地位和经济特权的要求。

武则天延续李世民治政遗风。在《帝范》基础上提出《建言十二事》,强调功谏农桑,轻徭薄赋;对重点发展地区实施特殊赋税减免政策;减轻徭役,息兵归农,以德治国;中央各机构禁止奢侈浮华,全心全意为老百姓服务,尽职尽责,减少财政赋税政务支出;精简土木建设,节约开支、节约劳动力;官员们广开言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要对帝王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高薪养廉”,提高官员待遇等等。《建言十二事》中40%以上的内容都是从减轻赋税、减轻百姓赋税负担、减轻百姓供养负担的角度上阐述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重要性。可以说,《建言十二事》成为武则天执政的政治纲领、经济纲领和赋税纲领,《资治通鉴》称颂道:“诏书褒美,皆行之”。

武则天解放了生产力。从北魏实施的均田制是一种“人和土地捆绑,土地与赋税捆绑”的土地制度,对于保证国家赋税具有积极意义,但长期的人身束缚成为经济发展的阻力。武则天开始对土地登记制度放松,对百姓户籍的清查和土地的丈量也比较宽松。农民的人身自由增加了,他们可以离开土地进城从事商业、手工业,也可以到政府没有控制的地方去开荒,或为别人提供劳动力。一时之间,东都洛阳、扬州等地的小买卖异常火爆,城乡经济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

武则天解决了军队的赋税供应。仿效汉武帝和曹操,在边疆地区组织了军屯。大将娄师德在河套、郭振元在甘肃走廊、黑齿常之在河源一带,号召军士开垦荒地种植粮食,发展了农业生产,稳定了边境地区百姓的生活,有效解决了边疆将士的军粮问题,减轻了国家的军费开支,减轻了普通百姓的劳役负担。

武则天组织人力开发内地。691年颁布诏书,下令各地官吏,在百姓完全自愿的情况下,组织关中居民移民河南道(今河南洛阳一带)。凡是移民河南道的移民,免除一年的徭役和所有赋税。数十万户、上百万人口的迁移,有效缓解了关中地区地狭人稠的压力,为洛阳以东地广人稀的地区补充了大量的劳动力。大规模地开发洛阳,也为洛阳成为唐朝东都奠定了基础。

武则天大规模修建水利工程。在称帝的19年当中,共修建40多项重大的水利工程,将新开渠道,扩大灌溉面积作为对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的一条重要标准,先后奖励了40多名兴修水利有功的官员。将歧水和陇水引入长安,解决了长安地区的用水和灌溉问题,修建漕渠、建设“窦公渠”、扩大芍陂,引水灌溉北方、西南、河北、陕北等地,灌溉土地增加赋税的同时也收获了民心。

武则天注意发展生产。她将各道参使和经验丰富的老农带到后宫,倾听东北高粱、玉米,河东道的小麦、棉花,江淮的水稻,西北的畜牧,沿海的渔业等生产情况,请教他们如何抗拒旱涝灾害,制成《兆人本业》抄发全国,并将“田畴垦辟,家有余粮”作为对地方官陟黜的重要标准,以“薄税赋、劝农理念”为执政之本,为整个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长安和洛阳商品交易的“市”数增加,城市间的商品交易走向发达。人口从652年的380万户增加到705年的615万户,常住户口以每年9.1%的速度增长,50年翻一番。

不论是“永徽之治”还是则天之治,史书都以“贞观遗风”做美誉。的确,两位夫妻皇帝以轻徭薄赋实现了政策稳当、兵略妥善、文化复兴、百姓富裕的封建国家治理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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