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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与“贞观之治”
日期:2016-08-29    来源:科研所
 

税收与“贞观之治”

穿过历史的漫漫尘烟回顾大唐帝国290年跌宕起伏的赋税岁月,是在反对杨广赋役繁重、穷兵黩武、荒淫无度、民不聊生的无道统治中建立,在贞观、永徽、开元盛世中辉煌,在“安史之乱”中断裂,在百年赋税改革与探索中挣扎却最终又在赋役繁苛中被百姓葬灭的赋税轮回史。唐朝的江山治理最为典型地说明了政治、经济、军事与社会因素与赋税制度千丝万缕的勾稽关系,同时说明了赋税强则国强的道理。

“贞观之治”被史书认定为大唐第一个开明盛世,李世民的社会治理成就千古佳话,但其社会治理却以赋税治理为切入,并以赋税治理为辐射,同时在李渊高起点的赋税治理基础上开始发端。

李渊奠基贞观乃至唐朝的赋税根基

太原留守李渊在全国一片反对隋炀帝杨广的硝烟中崛起,却在拥护隋文帝杨坚善政治理和工商无税、田赋轻微政策中俘获人心并发展壮大,一路攻拔长安所向披靡之后,于618年开启了大唐帝国新的赋税历程。历史不应忘记这位在儿子李世民明君光环掩映之下的开国君主为唐朝赋税所做的历史贡献。他沿用了杨坚的赋税制度并提高了驾驭性和总领性,为“贞观之治”乃至唐朝100多年盛世华章确立了赋税基本走向和基本定位。

李渊延续并变革均田制。经过隋末战乱的摧残,李渊统治时期全国人口不足300万,人口的减少和逃亡让大片土地无人耕种。李渊利用7年时间实现统一的同时,颁布并实施新的均田令。他将土地分为宽乡和狭乡,将男子分别以16岁、21岁和60岁划界,按照土地多少和年龄分给不同的永业田、口分田和园宅地,不仅使心惊胆战的百姓过上了有田可种、有衣可穿的日子,而且掌握了封建赋税及社会稳定的根本。

李渊实施租庸调制。按照有田缴租、有家纳调、有身服役原则,确立了以“租、调、役和杂徭” 为正税的赋税格局。21岁丁男年纳粟2石;调以所产确定,凌、绢、麻有什么缴什么;丁男服役20天,并可每天3尺以“庸”代役。加役15天免调,加役30天租庸调全免。杂役即户税,以资产多少分为九等,资产多的多缴。在正税基础上,还派盐井监和盐丞专门管理盐的生产和盐税征收,确保了国家大宗盐税并保障了百姓的基本生活。

李渊奠定了赋税法律基础。修订《唐律》是他最大的赋税贡献之一。“约法十二条”、“新格五十三条”对“诈冒府库物”做了死刑规定。《赋役令》规定了地方政府如数、如期征收赋税的国家标准和处罚标准;《厩库律》对地方政府运输、保管赋税物资做了规定,情节严重的,各级官员实行连坐;《户律》对入库税款的保管进行明确。赋税入库的监督实施地方行政官员“州、县长官为首”的“一把手”负责制。同时,以法律规定了赋税监督机关——御史台的职能,殿中侍御史负责监督“法令不如发式”的行为,降职、罢官、送命成为地方官赋税刑罚的最终归宿。

“国以民为本”成为李世民的赋税治理宗旨

反思自己与杨广获取皇位的种种相似性,李世民看到了隋末横征暴敛导致的一片喊杀声对于王朝可怕的威胁性,所以从思想上确立轻徭薄赋的治国理念,建立“国以民为本”、“民以农为本”的赋税政策,实施“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的施政方针,成为李世民23年帝王生涯的终极目标。

李世民在“人”字上大做文章。作为直接赋税基础的人口和作为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进而纳租的创造者,人在古代农业社会是最为关键的赋税因素。针对农业生产力不足的问题,629年,李世民从塞外赎回120多万人口,631年用金帛赎回逃往突厥的男女8万人,之后又如法炮制赎回劳动力200多万。642年,还做了一次全国性的人口普查,将所有无籍流浪人口全部送回原籍。同时,以法律鼓励婚嫁,繁殖人口,男子20岁、女子15岁为法定年龄。他执政期间唐朝人口增加了180万。

李世民在农业上大做文章。他长期坚持自然灾害免税政策:“今省徭赋,不夺其时,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此则富矣!”他还关注《田令》推行情况,出巡灵口时便向村民打听受田情况,对受田较少的百姓免除赋税,并将其移居到宽乡生活。李世民注意发展农业生产。改革耕犁,采用曲辕犁、耙和碌碡,这些工具提高生产率的同时并延用千年。在灌溉工具方面,除继续沿用汲水灌溉的戽斗、井上汲水的桔槔、浇地用的翻车之外,还发明了筒车,利用水力“以溉稻田,日夜不息,绝胜人力”。

李世民在工商业和对外贸易上大做文章。中央设置“工部”专门掌管天下百工、屯田和山泽的政令。“少府”负责监督和管理专门为皇室服务的技工的工艺培训和政令工作,设置“将作”,监督和管理修建土木和工匠的政令。丝织业、造船业、矿冶业、造纸业等大多控制在官府手里。京都长安,有220个市,西市、东市都是四方珍宝汇集的地方,车水马龙,商业极为繁荣。李世民鼓励外国商人到中国贸易,不允许官吏加重赋税,允许他们在中国居住、做官,与中国人通婚,对各国使者,以礼相待。都城长安不仅是国内各民族的大都会,也成了世界性的大都会,是那个时代人们向往的理想之所。

李世民在强化赋税征收上大做文章。规定:凡是在赋役征收过程中违法或者区分富贵、强弱、先后、闲要以及人丁多少,而造成赋税在各阶层的不公平状态,一律杖六十。在赋税征收环节,将每一个县、每一个村、每一个坊的应纳税额都进行张榜公布,提高赋税征收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凡税敛之数,书于县门、村坊,与众知之”,为防止地方官吏和征税人员上下联手、沆瀣一气、坑害百姓造成赋税在纳税者当中的不公平进行了制度上的防范。

治世能臣对李世民的赋税治理具有较强的干预性

李世民能“不以卑而不用,不以辱而不尊”,不仅重用士族出身的高士廉、杜如晦,也能重用庶族出身的房玄龄、张亮、侯君集,更能重用布衣出身的马周,突厥族人阿史那社尔,铁勒族人契兹何力,使马周官至宰相,阿史那社尔官至行军总管,契兹何力官至左领军将军,改变了官宦世袭,子孙承袭家业、列位豪门贵族成风的“门阀制度”。这些臣子对江山社稷忠心耿耿,李世民则能俯身倾听臣子热血丹心的建议。

大臣强烈干预了财政赋税制度的确立。637年,大臣萧瑀建议李世民学习夏商周三代领主的分封制,对李世民的21个王孙和14个功臣实行世袭制。众大臣纷纷上表,痛陈均田制对于租庸调制不可替代的基础作用,以及租庸调制对于大唐赋税征收及整个江山的巨大财力供应,建议取消分封制。在众大臣一致反对下,李世民打消对王孙以及众功臣的感恩之情,取消封建分封,确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财政赋税制度,成为唐朝100多年盛世的根本保证。

大臣干预了李世民的赋税思想。魏征反对“竭泽而渔”的赋税征收办法,希望君主“敬社稷,固四国,慈爱万民,薄赋敛,轻租税”;同时建议减少徭役征发,这与李世民对杨广徭役征发引起的思考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成为“去奢省费”施政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岑文本就魏王李泰广修第宅一事,上书李世民建议去奢从俭,不忘武备,抑制李泰之流的奢侈之风。李世民认为岑文本与己“骄奢淫逸,必然丧败”的思想吻合,“赐帛三百段”。

大臣干预了李世民的赋税治理。魏征能够为江山社稷着想,关怀黎民百姓,前后陈谏200多件事情,大多被李世民采纳。629年,李世民下诏免除关中租税两年,关东地区免除一年赋税和徭役,但有的地方已经将当年的赋税征收。魏征上书建议朝廷该减免的赋税就减免,正在征收的立即停止征收,已经征收的无条件退还老百姓。李世民认为魏征此谏为帝国挽回了尊严。632年,“公卿以下请封禅者首尾相属”。 魏征力排众议,谏阻封禅。认为封禅“从驾文武仪仗,数百里不绝。列营置幕,弥亘原野”,是一件“不偿百姓之劳,崇虚名而受灾害”的事件,对百姓可能造成极大的贡纳负担。李世民采纳建议认为:“若天下义安,家给人足,虽不封禅,庸何伤乎?”

史学家范祖禹认为李世民“其性本强悍,勇不顾亲,而能畏义而好贤,屈己以从谏,刻厉矫揉,力于为善”,性格强悍却能纳谏,实属难能可贵。因此,“贞观之治”的赋税根由应该是:站在李渊赋税治理的高起点上,实施中央集权的财政赋税制度,以民为本,轻徭薄赋,忠臣冒死相谏,明君痛苦自律,慎始慎终,终成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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