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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折断了盛世的翅膀
日期:2016-11-29    来源:科研所
 

是谁折断了盛世的翅膀


    统治唐朝达半个多世纪的唐玄宗李隆基在经济极度繁荣、社会极度太平安稳的状态下,专注于杨玉环的温情,将气吞山河的鸿鹄之志抛到了九霄云外,“贪图安乐享受,不思进取,听不进他人进谏”成了这位“不早朝”的皇帝根深蒂固的顽疾。有人认为这是导致“安史之乱”的根本原因。但站在赋税角度上分析,导致“安史之乱”的根本原因是唐朝制度上的顽疾,以及这些顽疾与赋税紧密辐射的社会影响。可以说,“安史之乱”是地方与中央赋税博弈的公开叫板,而唐朝政府八年的平叛过程更是加速地方赋税权益膨胀的过程。


均田制遭到破坏


    以赋税征收为最终目的的均田制,起初以法令保证均田的施行,使“授田”成为均田制的关键和核心,一旦授田不足,租庸调完全有可能强加于“人口”之上。为了控制人口,政府严格户籍管理制度。为防止人口向工商领域发展,采用“匠籍”和“市籍”制度并严格规定“坊市”活动。商人比照农民征税,在名田、派役、入仕和服制方面采取种种歧视和限制政策,稍有逾越便被认定违制。这种“土地+人口”的政治、经济和赋税制度在行使100多年后,遭遇了土地买卖的重创。李隆基以法令保护土地买卖,致使封建大土地所有制空前发展,皇室、贵族、官吏“多置庄田广修宅,四邻买尽犹嫌窄”。土地私有制的急剧发展有效刺激了租佃制。劳动者的人身依附关系松弛的同时,大批农民变为流民,被迫向庄田主“赀其种食,赁其田庐”。庶族地主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他们握有大量良田,直接招揽农民在庄田中劳作,收取赋税和租金,对国家赋税造成严重威胁。


“府兵制”遭遇“变革”


    唐初的兵役制度是“府兵制”,“寓兵于农”,大部分人平时参加生产,小部分人按番到京师宿卫和戍边。如遇战事,朝廷任命将帅率兵作战,兵士自备粮草随将帅出战。战争结束,兵士继续回家务农,将帅回朝继续做官。均田制遭遇破坏后,大批农民失去土地自身温饱尚不能解决更无力参战。此时边疆危机,奚族及契丹、大食、南诏和吐蕃对唐朝形成包围之势。722年,李隆基采纳宰相张説的建议实行“募兵制”,利用长达6年的时间使兵、农完全分离。兵,从此成为唐朝的职业,特别是在边镇地区设立“长征兵”,为后来的“藩镇割据”之祸埋下了伏笔,也为整个唐朝由胜而衰开启了闸门。

地方经济赋税权力强势崛起


    唐睿宗李旦统治时期最早设立了节度使,李隆基为实现扩张先后设立了安西节度使、北庭节度使、河西节度使、朔方节度使、河东节度使、范阳节度使、平卢节度使、陇右节度使、剑南节度使等9个节度使和岭南五府经略使,他们可以“出将入相”,权力非常之大,地位与宰相相近,可以统领若干州,是集军事统领权、财政赋税收入支配权和监察辖内州县权力于一身的地方霸主。唐初的节度使由文臣担任,即便是少数民族将领担任节度使,也是少数民族里的贵族。李林甫、杨国忠执政后改变了这一用人模式,改用蕃族的寒人担任节度使,使整个节度使人员的“素质”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他们招兵买马、壮大实力、横扫一片,依仗强大的势力尾大不掉,对唐朝中央政府跋扈不驯,不听从朝廷命令,不向朝廷缴纳赋税,中央政府根本无法撼动他们。李隆基聪明地希望地方节度使可以成为实现自己“吞四夷之志”的武器,却被这种武器深深地刺痛并伤及了唐朝无辜的百姓。

安禄山成为地方势力的典型


    胡人安禄山治理区域在范阳却兼任范阳、平卢、河东三镇,面积占唐朝总面积的五分之一,兵力达到18万之多,占全国兵力的三分之一。但他开垦荒地,广种良田,扩大耕地面积,使河北一带的粮食收成高于京畿地区;他兴修水利,河北一带的重大水利设施使500多顷土地得以灌溉,丰足的赋税收入源源不断地流进了安禄山的口袋,为他起兵奠定了厚重的基础。同时,他掌握着为中央征集赋税、转运物资、后勤保障等重要职权。经历了长达10年的原始积累,河北一带丰富的赋税资源为他在唐朝东北建立了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基地。他将李隆基任用王珙、杨慎矜等敛财者大肆聚敛供皇室挥霍看在眼里,将唐朝兵力空虚,武备松弛, 朝政日趋腐败记在心头。他认为在与中央政府权力争锋和经济较量中他可以占据上峰。755年,他从范阳起兵反唐,长驱南下,两个月后直逼长安。李隆基为之大惊失色。

平叛中地方权力愈加集中


    “安史之乱”中,为了抵御叛军进攻,唐肃宗李亨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将原边陲军镇制扩展到内地。在重要的战略要地或州设立节度使,指挥几个州的军事;比较次之的镇设立防御团或团练使,以之扼守军事要地。平叛后,立功的将领以平叛者的姿态伸手向朝廷索要战功奖励,朝廷没有办法得罪这些手握兵权的立功者,便以奖励为由委以重任,成为守候一方的镇帅。于是在今陕西、山西、河南、安徽、山东、江苏、湖北等多地出现了不少的节度使、防御使、团练使等大小军镇,后来又不断扩充到全国。758年,李亨又设置观察处置使?,掌管一道或者数道军政、财政、赋税、民俗事务,并同时规定凡设有节度使的地方,由节度使兼任观察处置使。这就意味着李亨将军事管理权、行政管理权、财政管理权和赋税管理权比他的父亲李隆基更加完全地交给了地方官掌管。在强大的军事后盾和赋税支持下,地方长官以“天子宁有种耶?当兵强马壮者为之”为奉行原则,“郡中官吏,皆自置制,户版不藉于天府;税赋不入于朝廷”,“藩镇割据”至此形成。


平叛后地方与中央赋税叫板更加嚣张


    “安史之乱”打破了原有的中央一统的赋税分配模式和利益获取模式,李隆基、李亨将财政、赋税、军事和行政权力悉数下放,更加助长了地方藩镇在赋税分配当中的欲望。以“户税”为例,户赋税入是用作军国传驿、邮递和外官月料、公廨等费用,其征收形式是中央只规定户税总额,交给地方按照纳税人财产的多少分为九等进行分摊。中央实施对户等、税率的监督,地方拥有制定户等和具体税率的权力。这种以支取数量制定征收总额,地方制定某些具体税权和地方、中央共同分割赋税的征收方式已经完全区别与租庸调制度,成为中央与地方分税的萌芽。在征收中,户部“徒以空文总其故书”,地方实际掌管的财产才是征收户税的真正依据:“丁口转死,非旧名矣;田每移换,非旧额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
    这种结果必然导致唐朝中央赋税的锐减,李吉甫《元和国计簿》统计:山东、河北、河南的15道71州,长期沦于地方藩镇,全国三分之二的人口,二分之一的仓储谷物,为地方所霸占。唐朝中央政府每年的赋税来源,仅靠浙江、宣州、歙州、淮南、江西、鄂州、岳州、福建、湖南等八道49州的赋税,以至于入不敷出。
    有人将“安史之乱”称作大唐帝国由胜转衰的转折点,将安禄山视为把唐朝从太平盛世直接拖入衰败深渊的元凶,视为将唐朝盛世繁华拦腰折断的罪魁祸首。但客观而理性地分析大唐帝国的赋税制度、赋税分配方式以及制度背后的权益博弈和争斗发现,安禄山并不是这场战乱的元凶和罪魁。真正的罪魁和元凶是大唐帝国的制度本身。在这种将财政、赋税、军权、政权悉数下放的制度之下,中央政权、军权的凌空驾驭以及支撑这一强大铁拳背后的中央赋税的极大削弱、地方赋税的强势增长及不断膨胀才是这场祸乱的根本缘由。只要这种制度存在,即便没有安禄山、史思明的出现,也会有另外一帮“兵强马壮者”横空祸乱,中国封建社会又一次由统一走向分裂,由强盛走向衰落也会成为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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